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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之后(1949年后的当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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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当下的历史研究令人堪忧  

2009-08-06 17:51: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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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读报,一读往往吃惊。但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近来读到朱玲的文章《近观东非》(《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8日),其中的一段话,让我不知道应该吃惊为是,还是不吃惊为是了:

不过,与非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非洲的研究远远滞后。对方已经占有非常丰富的国际贸易以及中非经贸往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政府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企业与个人行为对非洲经济的影响;而中方学者或是自说自话介绍中国经验,或是把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混为一谈,把行为主体统称为“我们”,张口就是“我们”怎样,“我们”如何。结果往往给对方造成误解,例如将企业或个人的过失视作中国政府的政策。因此,配合中国外交战略,强化中非社会科学交流的关键,在于激励中国学者从全球化的视角学习和研究非洲。

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也去过很少一些外国,已有与朱玲相同的感受,即中国对外国的研究似“远远滞后”于外国对中国的研究。但我去的是日本、英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且在他们最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作访问研究。法国从18世纪就有汉学的研究,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9世纪就设立了汉学教授,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有着更久远的历史。相对于东京大学、牛津大学、法兰西学院的中国研究,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日本研究、英国研究和法国研究似乎有着段位级别上的差距,或者说,还没有办法比。

中国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出版了一部颇被看好的《日本史》,我请东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来发表其个人的评价。由于是熟人,他也没有办法回避,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说,相当于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如果真能达到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我还可以认为不错,因为中小学教材要求提供最可靠的知识,但这位教授有一句话,让我感到背后发冷,“他们缺乏研究。”这是他比较了日本对本国的研究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而言的。然而从中国的外国研究的内部来看,对日本的研究仅次于对美国的研究,还不算太差;对英国的研究、对法国的研究似更逊色一些,我都不太敢请英国、法国的教授来做评价了。

对于这些令人遗憾的缺陷,我已习惯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去寻找其原因,中国的文化建设已很长时间落后于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我还自我安慰地以为,随着各大学、研究机构经费的增加,随着学者与学生认识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外国研究没有理由长时间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之中。

但是,朱玲文章提到的,竟是最不发达的非洲,中国学者的非洲研究竟然到了“远远滞后”于非洲学者的中国研究了。我前面所说的这些貌似周全圆满的解释,至此一下子都统统无效了。

由此,我知道,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学者很少关心中国学者对他们国家的研究;由此,我还知道,中国学者很关心欧、美、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

相比于外国的中国研究,中国的外国研究似乎有点问题;我还需说明的是,中国的中国研究好像也有点问题。

同样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中国人对本国研究的规范、方法以及写作方式已有很大的西式变革,自信心也有不小的下降,不时也需要看一下外国人的脸色,或者披一张“洋皮”来壮胆。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写道:

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这里说的虽是半开玩笑的话,但也反射出当时一部分中国学者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的聘书,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也就产生了另一种理解。

同样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中国对本国的研究不时亦有学术中断、水平下降的阶段,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直至到敦煌一类本应是看家本领的研究领域,时或出现中国学者论文与著作的学术水平不如欧、美、日本等外国学者的现象。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著作,最近二十年在中国大陆相当畅销。直到今天,许多研究中国的中国学者,仍以得到欧、美、日本学者的承认为幸事。至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本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是中国学者应当反思的;而落到真得要去宣布“敦煌学也在中国”的境地,不免让人感到太不舒服。

朱玲的文章说明了差距,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即“因此,配合中国外交战略,强化中非社会科学交流的关键,在于激励中国学者从全球化的视角学习和研究非洲”;对此,我倒还有着不同的看法。既然朱玲认为,“对方已经占有非常丰富的国际贸易以及中非经贸往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政府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企业与个人行为对非洲经济的影响”;中国学者为何不能同样地“占有非常丰富的国际贸易以及××经贸往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对方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的其他问题呢?对方似乎也没有“配合×国外交战略”的出发点,也未必尽是“全球化的视角”。就我自己狭隘的做研究的经验而言,若要去“配合”什么“战略”,似会影响判断,学术水平或有可能会受相应的限制;“全球化的视角”自然不错,但从学者本人自我的视角出发,似乎也已经是很好了。

而朱玲所批评的中国学者“张口就是‘我们’怎样,‘我们’如何”,我是很赞同的。大约在2004年,一位中国学者在东京的国际交流会馆发表中日关系“新思维”的演讲,也是自称“我们”。于是,我便提问,“‘我们’指谁?指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还是你和你的同人,或是只是你本人?”由于我不太同意他的“新思维”,还加了一句,“这里面不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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