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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之后(1949年后的当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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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邓拓: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  

2009-07-14 12:34: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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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
邓拓

“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老同志记忆中的邓拓同志

“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彭真同志很倚重邓拓同志”

马句(曾任彭真办公室机要秘书、北京市政协六届委员、七届学习委员会委员等职):邓拓是办报出身。对于他的大名,我很早就知道。他办的《晋察冀日报》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办得最好的报纸。1944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彭真到延安向中央汇报晋察冀根据地政策时,深受毛主席的赏识。而彭真的汇报材料是邓拓帮着准备的。所以,彭真同志很倚重邓拓同志。1948年11月,在西柏坡,邓拓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研究室主任就是彭真同志。

1948年12月13日,彭真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他就带着邓拓,赶赴北平。17日,在保定开的第一届市委会上,邓拓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21日,在良乡,我见到了邓拓同志,这是我俩的首次见面。进北平不久,我就在邓拓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成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干事。当时,彭真把市委政策研究室定位为市委的参谋和助手。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北平市委、军管会多数文件、重要文献皆经过邓拓之手。北平市委所有上报和下发的文件也需要经过市委政策研究室把关。彭真对邓拓是高度信任的,我们曾这样说过,“不是邓拓修改过的文件,彭真不批”。我看过市委会的记录,最早都是邓拓记的。市委所有的文件,从第一号、第二号文件起,许多都是邓拓亲自起草的。有些文件的思想是彭真的,但执笔是邓拓。

“邓拓提倡工作中要发扬一种‘毛驴精神’”,“他有个‘不当新闻官’的口号”

李光远(曾任《前线》编辑部理论组组长、《红旗》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主任等职):《前线》从创刊至1966年4月停刊。这期间,我一直在《前线》编辑部工作,任理论组组长。和大多数同事一样,我当时是第一次做编辑工作,直接在邓拓同志的领导之下。

邓拓提倡工作中要发扬一种“毛驴精神”,就是不怕苦和累,像一头负重的毛驴一样,吭哧吭哧,拼命向前,永不停步。很久以后,读一些纪念他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时候,聂荣臻同志曾经用这样的比喻夸赞他的工作态度。在领导《前线》工作时他自己一如既往地发扬这种精神,并希望我们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我真心实意照他的要求去做。

“文革”中我受到批斗,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扣上了多顶“帽子”,其中一个就是“邓拓的黑毛驴”。起初我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听说原因就是邓拓同志曾经在某个场合(我不在场,不知道)表扬过我埋头苦干的工作精神,戏称我像一头毛驴(当然,加个“黑”字是造反派的污蔑,指政治上“反革命”的意思)。完全平反后,一切罪名都烟消云散了,但我时时把“毛驴”这个谑称留在心里,当作是邓拓同志的鼓励。后来,我到求是杂志社工作时,也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邓拓同志作为一个新闻家的品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党忠诚,但看待问题要冷静得多,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他的领导下,《前线》编辑部这个小环境里,气氛宽松,言必谈阶级、说斗争的八股腔调较少。

许文(曾任《前线》编辑部工业组组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等职):刚开始办《前线》杂志时,我们几个编辑都很年轻,没有办理论刊物的经验。邓拓同志就手把手地教我们。他有个“不当新闻官”的口号。他可以和记者一起出去采访,一起讨论问题,管得非常具体,教我们如何约稿、可以找哪些作者,作为主编,他亲自带我们到《北京日报》排字房看稿样。

当一名编辑,文字功夫当然很重要。记得我到《前线》报到的第一天,邓拓就让编辑部几个人都下去采访一个工厂或是农村,第二天交卷。这是一次文字考试,也是他借以了解每个人文字水平的方法。正是在他这位严师的逼促下,大家才在文字上有些进步。还有一次,邓拓带领我们去参观北海公园静心斋。他指点园内的水池、假山、石桥与林木中隐现的亭阁说,此园占地不大,但非常精致,曲径掩幽,步步深入后,新景迭出,让人觉得美不胜收。我们写文章也应该这样,不能平铺直叙,让人一览无余,那样太没味道。所以,文章要精心设计,让人觉得曲折多姿,意味深长。

邓拓十分重视编辑部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他在每次编前会上都详细透辟地分析形势,讲解政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形势复杂,在几次关键时刻,他都告诫我们在理论上政治上要清醒,要冷静。有一次报上登了一条“北京小脚老太太比赛跳绳”的消息,他表示很不赞成这种“新闻”,认为这还是“大跃进”那一套!


邓拓是“大才子、新闻战士、历史学家”

刘涌(曾任北京市委政法部部长、北京市委监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邓拓同志在任职市委书记处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各区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我多次陪同他。他对郊区各县的文物古迹都很熟悉,在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北京猿人的发展情况;在去往延庆的沿途,所到居庸关、望京台、点将台、詹天佑像等,他一一将历史故事讲解,谈到长城为防御体系的历史时,更是绘声绘色。回到办公室,他即兴挥毫泼墨,将沿途所见所闻以诗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发表在当年的《北京日报》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字,充分展示了邓拓同志作为诗人与书法家的才能,表现出了他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敬仰与羡慕。

1964年,邓拓同志书赠我一首短诗,以示对我的鼓励:“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一腔热血千秋业,莫话艰难直到今。”在他(1966年5月18日)逝世的前一天,送还了我为他借的一本书,并附有嘱托之言的简信,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

许文:邓拓博学多才。我很敬仰他,他是大才子、新闻战士、历史学家,有很多学术著作,这样的人是少有的。1937年,年仅25岁的他就用文言写了《中国救荒史》(后来又翻译为白话)。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上了三个大学。他英语很好,在聂荣臻同志接见白求恩时,邓拓是翻译。他在历史方面造诣颇深,讨论俞平伯的《红楼梦》时,邓拓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另外,邓拓在考古方面很有研究,书法很好,行书很漂亮。绘画也不错,画得不多,但画评很多,他给许多名画配了诗,如擅长画驴子的黄胄就很喜欢邓拓的配诗。

马句:在市委政策研究室时,邓拓同志对人非常和气,没有架子,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另外,他还非常谦虚,给他稿子之后他绝不耽误,边看边改,很快就能改完,改完后还让我们看看是否有改得不合适的地方。当时工作很忙,市委开工作会议,我们要做记录,会后“开夜车”,我们起草文件、报告,他就带头加班,让我们流水作业,写一段就给他看一段,他勉励我们,要加油“赶毛驴”。他还亲自布置给我们提供夜餐。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文革”前夕,我给刘仁同志起草一个关于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报告。刘仁让邓拓最后定稿。我把写好的稿子给邓拓看。邓拓改稿子非常快,七八千字的稿子,他半个小时就看完了,什么地方需要改,怎么改他都注得很清楚。看完之后他跟我说:写得不错,但是有些字句不完整、论述不充分,我都给你提出来了,你拿去立即改,我在这里等着你啊,一个小时之内给我送回来。我改的时候他就在办公室等,我改完之后交给他,他说:该改的都改了,定稿了。

李光远:邓拓同志还教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学问。他说,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个人野心,但在学业和事业上不能没有雄心。他常告诫我们,编辑这个行当里没有“官位”。当一辈子编辑还是编辑,升不了什么“官”。在编辑部,无论资历深浅,在哪个岗位,大家都一样是编辑,都做着同一件工作——编辑报刊、书籍。干这一行,就要绝了想当官的念头,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把全部心血都浇灌到出好选题、约好作者,编辑、改稿、排版、校对等等苦差事上,任劳任怨,不计名利,甘当“苦力”,“为他人作嫁衣裳”。在他影响下,在编辑部,同志之间,谁也不把谁当成“官”,彼此之间只有学识深浅、经验多少的区别,像学兄学弟学姐学妹那样;上级、下级这样的观念是比较淡漠的。我们从来不称呼邓书记或邓主编,而是直呼:邓拓同志。

他教导我们,做学问和做好编辑工作一样,需要“三勤”,即脑勤(多钻研,多想问题),手勤(多录,多记,多写),腿勤(多跑基层,调查研究,多参加学术活动,与人交流)。邓拓同志的教诲,我至今不忘。回顾几十年来从事编辑和理论工作的经历,我每每为取得一点成绩和进步而感谢他的指点。许多本来可以做好而没有做好的事,又常使我感到由于没能完全照他的话去做而遗憾和自责。

(整理者单位分别为: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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