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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之后(1949年后的当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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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宋庆龄上海的最后日子:缺钱不得已卖旧货  

2009-08-28 19:20: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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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6期    李家炽口述  黄玉抒整理

整理者按:李家炽,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他向我讲述了两桩有关宋庆龄鲜为人知的事情。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最后一次回上海

宋庆龄生前曾多次说过: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日她最后一次回上海,回到了她在上海的家——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

为了做好宋庆龄回上海的后勤工作,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安排。

她家里(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地准备起来。周和康是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寓所的第四位生活管理员,刚解放时,宋庆龄寓所管理员老陆因近退休年龄,身体不好,介绍他弟弟陆志辉来担任管理员一职。几年后,陆志辉到房地产系统去工作,我们处(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调来原在解放军某部队任首长警卫员的戴炳书来担任此职。后来,又从别的系统选调周和康来担任此项工作。从1956年起一直到宋庆龄去世,周和康一直担任管理员一职,他工作负责、勤勤恳恳,宋庆龄是满意的。

在宋庆龄家里,保姆只是负责宋庆龄房间里的服务,只为宋庆龄做贴身服务。李燕娥、钟兴宝从1953年起都是为宋庆龄贴身服务,李燕娥在1953年后基本上就是管家了。除了保姆以外,其他人不允许进宋庆龄的房间。对此宋庆龄早就有规定:除了贴身保姆以外,其他人不得上楼。由于-保姆只为宋庆龄贴身服务,因此管理员并不是单纯做管理员的事务,还要承担其他一些相关工作。

上海宋庆龄寓所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寓所整个外形像一艘船,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花园里还建了鸽房、鸽亭,宋庆龄喜欢鸽子,所以养了好几十羽鸽子。宋庆龄特别喜爱干净、整洁,关于花园,宋庆龄曾经说过:“有一园子的香樟树围着,香樟树对人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

12月下旬,我到宋庆龄家里去检查准备工作。主要是看看车辆准备情况、煤炭的储备情况,还有宋庆龄比较在意的花园。从绿化、院子、鸽子、鸽房等各方面看都很整洁。我在周和康的陪同下,见到了厨师唐江,又看了宋庆龄的专车——辆红旗牌轿车及专车司机刘春生,还在花园里见到了绿化工沈根林,他们的心情都很好,身体健康,都为宋庆龄的回来做好了准备。宋庆龄回来后,我们感觉她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比较满意。

12月30号,中央派专机送宋庆龄从北京回上海。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与我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宋庆龄。那时她年事已高,已经86足岁了,身体比较胖,走路也已经比较吃力了。在飞机场接到宋庆龄后,我们立刻把她送到家,到家时大概是上午10点半左右。为了不打扰她休息,我们就先回去了。下午4点半左右,我们再次到她家拜访。这时,宋庆龄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当时宋庆龄坐的沙发椅的位置是坐南朝北的,紧挨着沙发椅的桌子下面安有一个电铃。客人一般是坐北朝南。我们一进去,宋庆龄就很高兴地说:“多年不见,很高兴见到大家。我这次回来,准备休息两三个月,在上海过元旦和春节,要整理些东西,清理些资料,可能还有些事情要你们帮忙做。”我马上回答道:“首长随时交代好了,一定完成任务。”宋庆龄一直都很客气,她从不轻易要我们干什么事情的。

宋庆龄这次回上海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招待客人宋庆龄回家后第一次招待客人是在1979年1月1日下午3时,宋庆龄在家里举行元旦聚餐,用茶点招待市委的有关领导,以此来庆祝元旦。出席的有彭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王一平(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张甦平、沈粹缜(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和我。粉碎“四人帮”以后,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回到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互道新年祝贺。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宋庆龄跟大家说:“好多年不见,很高兴见到大家。”席间,大家谈论着“四人帮”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同时也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搞好和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告别之时,宋庆龄热情地与彭冲握手道别。

这次聚餐是由锦江饭店准备茶点并上门服务的,当时的服务员是乐翠娣,她一直负责中央首长的服务工作,后来她成为了锦江饭店的副总经理。出席这次活动的人员如今只有彭冲和我还健在。彭冲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有时我去北京还会去看望他。当时文汇报社摄影记者徐大刚为这次活动进行了拍照,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因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1978年6月)之时未回上海参加纪念会,这次宋庆龄回到上海家中后,于1月26日下午5时在家里招待中国福利会领导,参加人员有沈粹缜、朱可常(时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陈维博(时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吴之恒(时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等,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这次聚会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座的各位同志都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久违的宋庆龄,其中有一位同志突然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祝夫人健康长寿。”宋庆龄马上回答道:“我最不喜欢这样,大家这样边吃边谈,交谈交谈多好。”随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这次活动。临别之时,宋庆龄还送给每人一份水果糖。

元旦过后,大约是在1月底到2月初的时候,难得回家一次的宋庆龄把家里珍藏多年的酒,一共4瓶,托我分送给彭冲、王一平、张甦平,其中也送给我一瓶。这些酒都是宋庆龄友人送给她后,她在家中珍藏多年的法国葡萄酒。1980年春节过后,陈国栋到上海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宋庆龄又从北京托我给陈国栋带回一瓶葡萄酒。


出卖旧物上海人有句俗语:“卖旧货是不得已之事。”宋庆龄当时既有外国朋友的来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很关心照顾,因此经济上出现了窘况。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家中的物品能够保留到现在确实不易。但是,宋庆龄需要钱用,这次回来,她把家里的东西经整理后,于1月底卖了一些物品。宋庆龄的东西一般都是整批地卖,卖的物品主要有船模型、旧无线电、显像管、翡翠摆件、皮衣服等等。宋庆龄对我说:“你去处理。”我事先找了商业系统的人,由他们派来旧货商店的人员来估价。然后,周和康把十几件皮衣用樟木箱装好和其他旧物一起,用黄鱼车搭载,送到我办公楼(康平路188号)的一楼,当时商店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卖旧货,我们虽然都知道,但不能告诉他们。

在这些物品被卖之前,我就向彭冲进行了汇报。按照当时的规定:宋庆龄家里的事情必须向市里的领导汇报,市里还要向中央请示,因为宋庆龄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宋庆龄家里的事情彭冲等市委主要领导都要过问的。他们作出指示:东西不管它值多少钱,但因为是宋庆龄的物品,其中可能有很重要的文物价值,所以要妥善处理。后来这些物品除了翡翠摆件由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垫付买下,并放在机关的仓库外,其余的物品均由旧货商店处理了,当时完全是按照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估价的,一共才卖了2000多元。宋庆龄一直以为那些翡翠摆件是真的,不是假的,皮货也是好的。当所有物品被处理以后我向宋庆龄汇报时,宋庆龄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卖到这个价钱的10倍,没想到是这点钱呀!”宋庆龄逝世后,这批翡翠摆件全部交付宋庆龄故居了。

清理资料宋庆龄这次回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资料,其中以书信居多。宋庆龄当时的助手有两个人,一位是杜述周(时任宋庆龄警卫秘书),此次宋庆龄回上海之时,恰好杜秘书的母亲病重,宋庆龄让他回家陪护母亲去了。另一位是张珏(时任宋庆龄秘书),当时宋庆龄让她休假。所以,这次宋庆龄回来清理资料都是自己动手,一件一件自己亲自清理的。一般来说,她也不会叫其他人来帮助处理此类事情。我们体会到,处理此类事情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当宋庆龄看到一封封信件和资料时,睹物思人,过去很多的事情会涌上心头。孙中山先生逝世得早,一直以来她一个人独自奋斗,在捍卫孙中山思想的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曾经仅有的几位革命战友也一个个因为种种原因离她而去。宋庆龄生前最为痛恨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对于这种人,她曾经说过:“要掴他的耳光。”

这次清理非常累,每一封书信她都要亲自过目,每封信件是否有用,是否需要留下或是处理掉,都要经过她本人亲自审阅。阿姨(钟兴宝、顾金风)只能是帮忙搬动搬动,留下的信件只是小部分,绝大部分都销毁了,重要的资料都留下了。处理完这些资料后,她的脚背都肿了,腰酸背痛的,人也非常疲倦。

后来我们在清理她的遗物的时候,就寓所里所有的物品件件都进行了登记造册,该称重量的称重量,该量尺寸的量尺寸,光留下的资料就有两大包,我们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造册。当时我首先清理她的卧室,在卧室里首先清理壁橱和文件箱。文件箱没有上锁,箱子一拉开,我首先看到的是里面的信件,共有26封。我看到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给宋庆龄的信件,有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的书面记录,有毛泽东请她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特别重要的信件,等等。

在宋庆龄这次清理中,大部分资料被销毁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她认为没有用的要销毁,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她自己负责。这次清理出来的还有40多份党内文件,她让我上交上海市委。

给寓所拍照宋庆龄这次回上海以后,还特意专门交代摄影师将寓所的房子进行了拍照。不仅将院子、房子的外形,还有一楼的房间,包括客厅、餐厅、书房等等,都进行了全景拍照,至今我仍然保留着这一套照片。我想,她大概是因年龄、身体的原因,不能常回上海、不能常到自己的花园里去走走,想留一个纪念吧,她是多么地留恋上海的家呀!

这次是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在这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她是非常繁忙的:作为一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宋庆龄一共接待了15批客人;写了十几封信件;应新华社之约就国际儿童节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还要亲自动手清理资料、整理物品;等等。总之,宋庆龄这次回来,既短暂,又繁忙。加之她身体不好,脚肿背痛,凡事都要事必躬亲,确实不易。后来由于宋庆龄要在3月份去北京会见一些海外客人,就于1979年2月25日匆忙离开上海赴京,张甦平秘书长和我又一起去机场送走了宋庆龄。


讨论宋庆龄葬礼事宜

1981年3月23日,我赴京参加全国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座谈会。会议闭幕时,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副主任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就宋庆龄的病情进行了谈话,告诉我:宋庆龄得的病是血癌;中央已派了由著名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她的生命,但宋庆龄毕竟是年已88岁的高龄老人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宋庆龄本人的意愿是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也就是她父母的身边。宋庆龄葬礼是国葬,时间是排好的,不能改变。如第一天宋庆龄逝世,第二天准备,第三、四、五三天在北京举行公祭,第六天举行追悼大会,第七天就到上海安葬。所以中央要求上海方面要做好宋庆龄后事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二天,我即返沪。我返沪的当天上午立即将中央有关部门通报的情况向上海市委的领导进行了汇报,上海市委在陈国栋的主持下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性任务,按照中央的安排,一定要精心准备,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宋庆龄病重期间,我因工作需要曾多次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

5月24日在北京宋庆龄家的客厅里,晚饭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对钟兴宝说:“兴宝,首长毕竟年事已高,我们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你要考虑好首长里里外外穿的衣服,并且准备好。”钟兴宝回答道:“好的。李局长,除了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外,我还准备给首长缝一块小手帕,手帕上面绣好首长喜欢的花,到时候放在首长的手里。”我说:“好,明天上午准备好。”当时沈粹缜、张珏也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沈粹缜,她说:“这样好。”

当晚,每天都来看望宋庆龄的廖承志又来看望她了,廖承志、高登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我都在楼上,廖承志对我说:“家炽,现在情况危急,你和陈国栋说,上海要提出宋主席的安葬方案来。”我一听,觉得问题重大,就说:“廖公,地方上恐怕有困难,因为地方上从来没有办过这种事情。”当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我马上到楼下秘书办公室打内部电话向陈国栋汇报此事,陈国栋问道:“你怎么回答的?”我把我回答的话向陈国栋作了汇报,他说:“你这样处理可以,只要在你回答的那句话前面再加几个字:‘国栋同志说’。”我随即把这个情况转告了廖承志,他听过后,不吭声了。后来,高登榜对我说:“我回去了,廖承志也回去了,晚上10点半钟派车来接你,我们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商量宋庆龄的后事安排方案。”

晚上,高登榜和我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找了一个房间商量方案。我们就宋庆龄的后事安排进行了讨论,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葬礼的规模。后来定为200人左右的范围,这个范围的确定颇费了些周折,由于之前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在地方上安葬的先例,开始考虑是300人,后来又考虑是500人,最后定为200人。

葬礼出席人员的范围。主要包括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驻沪部队三军领导人、妇女代表、青年和中小学生等等。

葬礼仪式举行的程序。把整个仪式举行的程序都确定下来,并在葬礼结束的当晚由市人大举行宴请。

当晚,我们把拟定的方案报送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他立即作了批示。第二天早上6点,高登榜打电话给我,说:“家炽,中央办公厅已经给你买了飞机票,8点半你回上海,中央办公厅派车送你去飞机场,照方案执行。”

我带了这个方案的复印件马上赶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会进行了汇报。陈国栋主持会议,指出这项工作是政治性工作,按照中央的决定只能做好,不能出一点纰漏。宋庆龄安葬在上海是她本人的意愿,也是上海人民的光荣。要求各部门负责人抓紧做好准备工作。

在向上海市委的领导汇报完后,我又于当天下午立即飞回北京。回京以后,我向廖承志、高登榜及治丧小组汇报了宋庆龄安葬的执行方案,廖承志表示可以。

随后,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海外来的宋庆龄亲属,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高登榜、廖办杨主任、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和我一起陪同参加会见。


其间,中央还两次派人来上海检查宋庆龄的后事准备工作,一次是杨拯民(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代表中央治丧小组来上海,还有一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我都从北京回到上海陪同检查。

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后,她的葬礼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方案执行的。

6月4日上午9时55分,宋庆龄的国葬在上海隆重举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中央领导出席。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葬礼原定是在上午10时举行,但是6月初的上海已经是骄阳似火,当时来参加葬礼的各界代表已经整齐地列队等候在万国公墓(现宋庆龄陵园),其中还有不少少年儿童代表,人多天气热,当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虹桥机场,又由虹桥机场来到万国公墓时,已经是上午9点半多了。邓颖超马上跟我说:“家炽,我不休息了,马上陪我到现场看看。”我就陪着她由贵宾室走到葬礼的现场。一看当时的场面,邓颖超跟我说:“你马上跟国栋同志说,现场太热了,学生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不要到十点钟,立即就开始吧,早一分钟开始也好。”我快步跑到陈国栋同志处,向他汇报邓大姐的意见,陈国栋同志说:“好,立即开始。”就是因为非常担心大家的身体,所以邓颖超临时决定提前举行。这样,宋庆龄的葬礼实际上是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举行。后来全国报道宋庆龄葬礼的消息也只是写了上午举行,没有写具体的时间。

这件事情对我教育很深,那天出席葬礼的人员中不仅有老人,还有许多的青少年,邓大姐充分考虑参加葬礼人员的身体情况,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至今令我难忘。

在宋庆龄的亲属抵达墓地后,负责安排现场各方人员参加列队仪式的同志向我提出宋庆龄亲属站立顺序的安排问题。我说,只要把他们领到他们站的位置上,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站位顺序的,不用我们操心。

葬礼结束后,上海市人大于当晚6点钟在锦江饭店举行了宴请,主要是招待宋庆龄的海外亲属。

6月8日上午,我陪宋庆龄的海外亲属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寓所,他们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下午,我又陪廖承志到宋庆龄寓所参观,因宋庆龄卧室的钥匙原在北京,刚刚才交给我管理,她的卧室还来不及清理消毒,所以还封着。因此,廖承志没有到宋庆龄的卧室去看。他说,以后还可以再来宋庆龄寓所看。今后宋庆龄寓所要作为对海外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窗口,寓所要照原样布置,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花园、房子、文物一定要维护、整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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